汉语的象形性 叶水涛 乌龙潭汉语的象形性多方面影响民族的思维方式。“立象以尽意”，象者，具体可感，可多方位看，贴近仔细看，久而久之，让人形成了近距离观物的习惯，而不是抽象化思考体认事物的习惯。汉语表情达意固然也符号化，但言与意之间有了一个“象”，强化了主客之一体，造成物我之不分，形成“天人一物，内外一理”的思维定势。汉语的表达总是在确定性方面缺乏清晰度，有一种浑浑沌沌和朦朦胧胧的模糊感。
　　汉语的象形性又使汉文化特别注重人的经验和直觉。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下者谓之器”。“道”不可见，借“器”以显示。所以，汉民族十分注重形而下的和外观的东西，所谓“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”。这种俗语一定程度上反映汉民族的思维方式，即长于感性描绘，疏于理性分析。又所谓 “诗无达诂”，岂但是诗，即使一般的言说，也多隐喻与感应，少剖析与确凿，因此，逻辑的严密性不受。
　　根据经验和直觉下结论，依主客体的相对关系而变化，盲人摸象的故事便是很好的说明。由于事物的外观随主体视角的变化而有不同，因而象形原则又给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带来了模糊性，因此认知的表述常常是多义性和情境性的。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这种认知与表达容易成就诗而非科学。
　　语言是思想的家，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思想的方式。汉语的象形性决定它缺乏形而上的追问，如屈原的《天问》，所问都是具象化的事物。主体思维于多中求一的抽象性不足，以多说一的具象性有余；精确分析的定量性不足，临场体认的感悟性有余；界定事物的缜密性不足，运用范畴的灵活性有余。
　　象形性因其诉诸“象”与“形”，比较直观、鲜明、易懂、好领会，但它长于描述事物现象而难以揭示内在本质，思想的深刻性与思维的精准度便难以企及，就事论理常常“说不透”与“道不明”；又由于诉诸事物形象的内心体验因人而异，故语言表达不甚追求确切性，所以使得汉民族的文化性格重含蓄，忌说白，重言外之意的揣测，忌直接了当地说破。
　　汉语因象形性，故构字难度大，又因词法简单，故一词多义是常态。汉语主要不是通过构造新字，而是通过字词的重新组合，构成新的词，如“电脑”之类，实质是增加原有字词的意义，去提高其表现和沟通能力。汉语中有许多外来词，都是根据它的音译，再直接赋予意义，因为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。这一方面固然丰富了汉语的词汇，另一方面也可见汉语的重积累而轻建构和创新的倾向。
　　此外，与汉语象形性有关的，还有发音和构字的方式，它深刻地制约着汉语的写作。比如，单音节的字词多，四声的读法，固然产生特有的音韵之美，但它同时使中文的写作极为凝重。之于那些文学作品，如诗、词、歌、赋、曲等，文字更是考究，字数、平仄、对仗，都有严格的规定。一字未安细推敲，要求斟字酌句，追求一种意境和韵律的双重审美效果。
　　象形有其图画性的效果，四声有其音乐学的效果，构成汉语特有的形象美、音韵美与意趣之美，但同时也弱化了它的表达能力。是诗歌的王国，然而，它以短章的抒情诗称著，缺乏气度恢弘的长篇叙事诗。语言的过度精致化，加固了书面文化与口头文化的壁垒，增加了大众对于文学精品学习和创造的困难，使得精英文化囿于狭小天地，阻碍了与民间文化及域外文化的对流和涵化。